1926年6月中旬，广渺浩瀚的太平洋上，一艘由温哥华开往上海的“加拿大号”客轮的甲板上站立着一个儒雅的中国青年，他就是刚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主修经济学）何廉。当客轮抵达日本横滨时，何廉收到一封来自天津南开大学商学院的信函，聘请他担任财政学与统计学教授，月薪现洋180元。其实在他离开耶鲁的时候就曾接到过上海暨南大学的聘请，月薪现洋300元。可是他只是答应回国之后再考虑。在客轮上何廉面对两份聘书权衡再三，他认为京津地区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教育水准较全国其他地方均胜一筹，于是他决定放弃暨南大学优厚的待遇，当即回电南开大学接受聘请。随后何廉改变行程，从日本神户上岸，取道朝鲜，经我国东北南部直奔天津南开。
十年创业
何廉出生在湖南邵阳硖石山的一个村庄，幼读私塾，后来就读于邵阳中学，开始接触新式教育。1913年，他进入美国教会学校长沙雅礼学校，广泛学习外语、数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1919年，他赴美国留学，在加州波姆那学院毕业后，进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主修经济学，1926年，获博士学位。学成回国的何廉一心想把在国外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祖国。
年仅30岁的何廉一到南开就喜欢上了南开那乐观向上、团结友爱的气氛。他最初担任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和公司理财学四门课的教学，每周共12节课。同时他没有中断统计学的研究。
2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方兴未艾，许多新兴的研究机构都在广招人才。1927年春，北京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社会研究部以两倍于南开的薪金聘请何廉担任研究导师。1928年夏，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成立时也邀请何廉参加，但何廉因为热爱南开及对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更感兴趣，两次都谢绝了。他认为中国缺少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才，当务之急还是在大学中教学与科研并举，使年轻人在学业上和工作能力上都得到最好的训练。1927年7月，经何廉提议设立的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正式成立了。何廉被任命为主任导师兼任财政学和统计学教授。
南开大学从1919年建校以来发展很快，虽然北方军阀混战，但南开作为私立学校没受什么干扰。可是到了1929年，南开大学却面临了极大危机。自从国民党接管了北方的大学以后，开始向公立大学正常拨款，中国的高等教育日趋正规。清华大学有庚子赔款这一资金来源，加上罗家伦治理有方，四处招揽人才，清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南开是一个挑战。面对清华优越的科研设备、丰厚的薪金和出国休假等条件，很多教授因为家庭负担不得不离开南开去了清华，这对南开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由于南开是私立学校，得不到政府拨款，经费上捉襟见肘，这令张伯苓校长伤透脑筋。张校长决定把办学的重点放在培养企业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上，因为当时的国立清华和国立北大尚未包括这两个领域。张伯苓力图加强商学院，1930年春，张伯苓请何廉在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以外，再主持商学院和文学院经济系的工作。何廉临危受命，接受了聘请并随即提出了三项建设性的意见：第一，把商学院和文学院经济系和大学的社会经济委员会合并，成立南开经济学院承担教学和科研双重任务；第二，按精简课程、突出重点的要求改编经济学、商学的教材；第三，为经济学院组织一个独立的董事会负责工作指导寻求赞助。这一系列建议都获得了校董事会的批准。1931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正式成立了，何廉任院长。何廉上任后励精图治，积极推进经济学教学合理化的工作，同时他广泛吸纳人才。抗战前，他的麾下群贤毕至、大师云集，方显廷、张纯明、陈序经等，以及后来的吴大业、李锐、杨敬年等在学术界各领风骚。
1929年是南开大学重要的一年，同时也是何廉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这一年8月，何廉和他在波姆那学院时的同学余舜芝小姐喜结良缘。何廉与余舜芝的相识是在波姆那学院的第三年的夏天。一次，学院的女生学监格莱斯•伯蕾小姐请他一同去码头接一位中国姑娘，这位姑娘恰巧是何廉的湖南同乡，两人第一次见面就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后来他们很快就成为了朋友，这个姑娘就是后来的何太太——余舜芝。余舜芝温柔贤淑、善于持家，两人婚后生活十分美满，后来他们有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1934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派专员来南开视察，以经济学院名称不符合《大学组织法》而令行改组。同年秋，经济学院遂分为经济系和商科研究所（又称经济研究所），二者名分实合，人员均无变动。何廉在积极开展研究工作的同时，于1935年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10名，至解放前夕共招收了11届。一批批德才兼备的经济学高级人才从这里成长，足迹遍及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前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前武汉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吴于廑，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创始人王正宪，民盟中央副主席、北师大教授陶大镛，世界银行高级经济专家杨淑进都出自南开经济研究所。
1926—1936年，这10年间，在何廉和一批致力于中国经济学的先驱们的努力下，南开大学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南开大学经济系教学与科研处在了国内的领先地位。南开经济研究的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代表了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的发展方向，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因此，何廉在南开工作的第一个10年是南开经济系在解放前所达到的最辉煌时期。
“中国化”的提出与实践
何廉在南开的10年创业，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而在教学方面推进经济学“中国化”的工作是他对南开的又一大贡献。1926年6月，何廉抵达天津之后就赴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考察了北大、燕京、清华、金陵、复旦、交大等十余所大学，为教学收集教材，了解国内教育状况。这次考察使他大开眼界，也令他遗憾地发现中国当时的经济学教育十分落后，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教学都十分可怜。社会科学的教材是英文的，内容几乎完全是关于西方国家的状况，特别是美国的状况，而与中国的现状毫不相干，对中国学生没什么现实意义。一些经济学教授能够精通美国联邦所得税，却对中国一个县政府的财政一无所知。虽然中国大学的课程中列入经济学已有十多年，可是，竟然没有一门专论中国经济发展和组织状况的课程。课程设置上过分专门化，琐细化，但内容空泛、华而不实。教学方法也有很多缺点，教师照本宣科，学生则忙于查字典、背定义以应付考试测验。当时的整个课堂制度有一种非常脱离实际的气氛，这使教学与外界的经济现实隔离开来。这种教育下毕业的商科学生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他们看不懂中文报刊的金融版面，甚至对某些专用名词一窍不通。正如张伯苓校长指出的“鲜谙社会真正情状，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膜，诸事束手”。
1926年，《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了“土货化”的发展方针，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突出强调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中国国情。这一切更增加了何廉在南开实现经济学教学“中国化”的信心。何廉满怀热情地开始了他的教学工作，自然遇到了许多困难，因为像何廉这样一个洋博士要实现经济学“中国化”谈何容易，他自己也必须经历一个深入实际，自我教育的艰苦过程。
为了实现教学改革的目标，何廉想方设法收集资料。在财政学教学中，为了在教材中反映中国的公共支出情况，他克服困难从当时的财政总长那里收集到中央政府各时期的有关支出的材料。为反映中国的税收状况和公债情况，他通过各种途径从海关、其他一些政府机构以及出版社等处收集整理了大量现实资料，用于教科书的编写，以使课程适于中国的大学。
在编写中国化的教材上，何廉率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开创性的尝试。在助手的帮助下，他编写了《经济学原理》、《财政学》、《统计学》等教材，还与吴大业合编了《统计学之原理与方法》等教材。他努力运用中国经济历史和现状的实例来阐述课文的原理，从而达到教学内容的更新。
主持经济学院以后他更加大力推进“中国化”的进程。在课程设置上，何廉反对过分专业化，强调学生必须打好基础。商科和经济系的学生第一学年，要学好中外语文、史地、数理化等普通课程，以获得思维体系的训练；第二学年，开始学经济学的基本课程；第三、四学年，才按经济学和商业各科划分专业。此外，何廉主张精简课程，以腾出时间让师生参加社会调查。
在教学方法上，何廉十分重视第二课堂的作用和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在课堂讲授之余，组织学生参观工矿企业、机关商行，使他们通过社会调查来了解本国实情。其次，何廉善于运用社会调查和科学研究成果来推动教学，开展师生思想交流活动。
1935年，南开经济研究所招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经济学研究生。学生第一学年，在导师指导下读完规定的基本课程；第二学年选论文题目进行社会调查，写出毕业论文通过答辩后授予硕士学位。这种注重实地调查，理论联系实际的培养高级经济学人才的做法，影响了中国30年代乃至以后的大学教育。
20年代何廉倡导经济学教学的中国化，加强对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并将教学与经济研究结合起来的改革与尝试，使南开经济学教学和科研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开风气之先的经济研究所
南开有三宝，经济研究所即为其一。南开“素以经济系睥视国内，尤以经济研究所获得中外一致赞誉”。南开经济研究所“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机构，其出版物驰名全球”。这一切，都与所长兼学术带头人何廉的功劳分不开。
在耶鲁大学读博士的时候，何廉曾为其导师欧文•费雪作过助手，从事过物价指数的研究，所以他在南开最初的研究课题就是物价统计。他先是认真清点了已有的研究物价方面的统计资料，重新计算，修正了上海和广州的物价指数。同时，他又计划编纂以天津市场为代表的华北商品批发物价的指数以及天津生活费的指数。可是在收集商品的批发价和零售价时他碰到了困难，一是他听不懂生意场上广泛应用的“行话”，二是天津市场的度量衡既不统一又不规范，市场与市场之间，这天与那天，商人与商人之间，五花八门，各不一样。他不得不自费聘用助手来帮助他一起调查收集。当时天津尚无人从事这类工作，何廉开了历史先河。吴大猷曾说过，“何廉可能是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后，他仍将指数统计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1934年《南开指数》创刊，他们所编制的各类物价指数和生活指数在年刊上发表后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关注。
1928年何廉认为中国工业发展的问题越来越值得重视，就决定扩大社会研究委员会的研究范围，以天津为专门考察对象，研究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在工业调查中以棉纺、缫丝、地毯、针织、面粉、制鞋业为重点。1929年为了加强研究力量，何廉邀请他耶鲁时期的同学、密友方显廷来参加并主持这项工作。从此“方不离何，何不离方”，两人亲密无间地合作，共同为南开的经济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1年，南开经济研究所成立后，何廉带领全所把实际研究工作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收集、编纂和分析华北地区的经济统计数字；研究天津地区工业化程度及影响；研究山东与河北向东北地区移民的问题。在研究移民问题的过程中，何廉体会到研究农村经济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基础大部分建筑在农业上面。中国经济建设或经济复兴的问题，我以为首先是赶快设法增进生产，复兴农村。”从此，他将考察的重点转向农村。1935年经济研究所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等学校联合组成华北农村协进会，何廉任会长。何廉在农村研究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引起社会的重视，被誉为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
10年内何廉在繁忙的教学、行政工作之余，科研成果依然丰硕。仅在经济专刊发表的专著就有《华北批发物价指数》（1929）、《中国进出口物价指数与物价交易指数编制之说明》（1931）、《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1929，与方显廷合著）、《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1932）、《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英文版1936）；另在《南开大学半月刊》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有《今日中国的几个重要问题》（1934）、《中国目前的经济危机》（1935）等等。在何廉领导下，南开经济研究所在学术方面硕果累累。
情系南开
1936年，日军在华北入侵逐步加深，南开大学面临南迁。正在这时，何廉收到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的信，请他担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张伯苓校长认为他在政府任职有利于南开在重庆建立分校，所以十分支持他暂时告假接受任命。犹豫再三之后，何廉接受了任命。从此他历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经济部常务次长、农本局总经理、经济部政务次长、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等职；其间还先后担任建业银行总顾问和晨南企业公司董事长等。国难当头，何廉满怀报国之志，竭尽全力去为国效力。担任国民政府经济官员时他曾多次就战时的经济政策进谏蒋介石都没有被采纳。虽然何廉非常想为多灾多难的祖国贡献力量，但由于官场黑暗腐败，他从政10年却毫无成就。作为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在假所长”，他一直情系南开。1938年，西南联大成立后，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大学本科教学与南开大学其他院系一起由西南联大接办。研究所的研究生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就近何廉，在1939年迁至重庆南渝中学，何廉坚持每周到所处理要事。1941年后他每周三天到所里工作，设法恢复学术工作，并着手整理从政以来所得的经济资料。同年，何廉赴香港为研究所募集经费，不料日本人攻陷了香港。他只好扮成苦力，步行7天乘船3天历经艰险，方才回到祖国。
抗战胜利后，何廉又代表南开参加教育部召开的西南联大复校经费分配会议。1946年在上海与方显廷筹建中国经济研究所，作为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分支机构，多方面保持了原南开经济研究所的传统。次年他被外交部委任为中国驻联合国社会经济和人口两委员会代表赴美考察，并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作访问学者的邀请。1948年何廉受召回国，担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两月后，为参加联合国经济和就业委员会和人口委员会的会议再次赴美国。1949年，南京解放后何廉就留在了美国。1950年周总理曾嘱人函商欢迎何廉回国，但他当时已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暂难回国。1949年后，他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1961年不得不提前退休。此后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加上国内政治原因，他一直没有机会重返祖国，重回南开看一看。1975年，何廉病逝于纽约。
何廉是三四十年代与马寅初、刘大钧、方显廷齐名的四大经济学家之一，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虽然他一生中从过政、经过商，但他始终保持着书生本色。他一生真正的事业在南开，作为南开经济学院和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以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在教育和学术上都成就卓著，为南开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转自南望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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